对于广州治安急剧恶化的原因，一直有两种意见在争论不休。 

一种意见认为，自孙志刚案发生后，实行多年强制收容制度被废除，外地人大量涌入，当这部分人无法找到工作时，就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后备大军。例如羊城晚报的文章指：“目前广东70%-80%的案件是流动人员所为，所以不能否认带强制性的收容被自愿性的救助取代之后，社会治安压力会增大。” 

另一种意见则认为，是广州市民天性胆小怕事，面对事不关己的犯罪时表现冷漠，而令到犯罪分子气焰更为嚣张。例如，新快报的报道就引述广州市人大代表黄建水指“在加强治安防范方面市民是不可忽视的力量，每一个市民意识到自己在维护社会治安中所能起到的作用，树立起全体市民齐来防范打击治安犯罪的观念。现在很多匪徒都是到处作案的，作案的地点大都会有群众经过，假若人人都袖手旁观，匪徒气焰更盛，但假若人民均群起而攻之，那么这样的防范力量远比有限的警力来得巨大。” 

我们认为，这两种意见带有强烈的误导性。如果说强制收容制度被废除而导致治安急剧恶化的话，那么为什么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的治安却又没有因此而恶化呢？毕竟废除强制收容制度是一项全国性的决定啊！如果说使广州人的胆小怕事而导致治安急剧恶化的话，那么这个性格的产生也并非短时间的事情啊，为什么短短几个月就让治安恶化得那么快呢？就好比顾客去餐厅就餐，结果餐具不洁而导致腹泻一样，难道顾客该责怪细菌太过厉害了，又或是责怪自己的抵抗力太差了么？不，责任应该在那个负责洗餐具的人身上。 

正因如此，我们就应该从负责广州治安的公安部门身上找原因了。根据羊城网友周刊最近做的一项调查所得，有77%参与调查的网民都表示对目前警察的工作效率极为不满。我们也不难从最近广州的一些论坛帖子中找到大量类似的批评：110报警电话极难打通、接到报警后警察的出动时间久，甚少警察上街巡逻，警察和保安队对在同一地点反复作案的一群犯罪分子视若无睹……

导致警察工作效率降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？有传言指，自从孙志刚案后，广州警察内部就开始出酝酿出一股情绪，认为媒体过分炒作孙案，对警察的批评不实、不公，同时也觉得上级对涉案的警员以及该辖区的几位局长处分过为严厉。笔者的一位在警界工作多年的同学抱怨道：“现在条条框框那么多，一不小心就会上报纸，甚至被撤职、要坐牢，那谁还敢去干活呢？” 

最近媒体报道的一些领导讲话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些传言：9月10日，视察广州市公安局依法治市工作的广州市人大代表指出：“新的《救助管理办法》与原来的收容条例有较大的不同，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办法、措施配合执行。但目前具体配套的管理办法还没有出台，公安干警在实施过程中还有一定的难度，怕做多错多的畏难情绪难免存在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希望能够积极应对，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。”9月11日，正在广州视察的全国人大内司委有关负责人指出：“收容遣送虽然废止，但对社会治安出现的问题，公安不能回避。吃鱼卡了嗓子，以后就不吃饭了吗？我看我们不能因噎废食！一定要有所作为！应该更积极地寻找对策，一些原来有效的手段，还可以继续用，依法用，有些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有关规定的行为应预防制止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发生了，再去处理，以罚代管。” 

这几个月广州治安恶化，已经导致了市民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蒙受了巨大的损失，市民出门时无不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，并大大减少了夜间出行的次数，生怕成为下一个受害的目标。长此下去，势必严重影响广州的对外形象和经济发展。 

无论如何，正所谓“食君之禄，担君之忧”，既然警察的薪水是由纳税人支付的，那么他们就应该责无旁贷地面对广州目前治安急剧恶化的问题，不应将责任推给市民、推给社会。他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：在中国逐渐走向民主、法治、自由之时，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，他们比起其它的人更须接受社会的监督、法律的监督，而不应该有任何的特权和例外。